偶像崇拜的悲剧与文化母亲的消隐

28岁的兰州女子杜鹃苦追偶像刘德华12年，以致家人为其倾家荡产。为了让杜鹃第三次去香港寻找和刘德华见面的机会，其老父只得四处借钱，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他钱了。无奈之下，他做出了卖肾的决定。（《兰州晨报》3月23日）






　倾家荡产的家庭、自我作践的老父、12年寒来暑往的追逐，使得杜鹃追星事件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娱乐事端”。它演绎的是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里，一个女孩以及她的家庭所遭遇的偶像困境。但显然，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杜鹃一个人的精神危机，从更大的意义上讲，我们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场关乎全社会的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每个人亦有每个人的偶像，但所有的偶像都必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拯救苦难、慰藉心灵、点燃希望。而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为什么杜鹃以及她所代表的人群偏偏把刘德华等娱乐明星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偶像？而刘德华们又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拯救苦难的神的化身、民间关怀的高贵代表？


　　可以看出，和众多患有明星崇拜“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样，杜鹃对刘德华的崇拜符合了如今民间偶像崇拜的基本教义：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方向升华。???而这个基本教义恰恰给我们认识杜鹃们的偶像崇拜提供了一条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渠道：刘德华们是可视的，可触摸的，垂直关怀的。这种紧密而迫近的关怀，驱逐了所有宏大却疏离的关怀版本，从此占山为王，让人迷恋不已。


　　显然，之所以刘德华们成了慰藉心灵的关怀之神，正是因为真正的文化母亲奄奄一息，已经不足以担当大任。不能否认，在资本和市场逻辑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政府的人文关怀，都在弱化甚至消失。但民间的关怀需要并不会因为文化母亲的缺席而消失，它必然去寻找替代资源，于是，刘德华们浮上历史的水平面就成了势所必然的事情。